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增强党性，重在坚定理想信念，铸牢对党忠诚，厚植为民情怀，纯正道德品质，保持清正廉洁。”

　　1842年，马克思在《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》中这样写道：“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。”

　　这句话揭示了道德养成与人的主体自觉之间的内在联系。马克思认为，自律意识对于道德养成具有重要作用。人之所以能够成为道德主体，正在于其具有自我反思、自我规范与自我约束的能力。

　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一生，本身就是对“精神的自律”的生动诠释。马克思在高中毕业作文《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》中表示要“为人类而工作”，就是将个人价值融入人类解放事业的自觉追求。1849年，马克思恩格斯创办的《新莱茵报》被迫停刊。对此，马克思撰文说：“‘新莱茵报’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，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无论何时何地，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：工人阶级的解放！”此后数十年，无论遭受迫害、长期流亡，还是承受疾病与贫困的折磨，马克思始终没有动摇对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的信念。流亡伦敦期间，他长期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从事研究，为撰写《资本论》进行了极为艰苦的理论创作。支撑这种持久奋斗的，并不是外在奖赏或外部压力，而是一种将理论研究与人类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的精神自觉。

　　恩格斯同样如此。他原本出身富裕的工厂主家庭，却主动站到无产阶级一边。19世纪40年代，恩格斯深入曼彻斯特工人聚居区，通过大量实地调查、访谈和文献研究，完成了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这一重要著作。恩格斯在书中写道：“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，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，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，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。”对于恩格斯而言，深入调查工人生活状况并不是一种知识趣味，而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、寻求社会变革道路的重要实践。这种选择，不是被迫的，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和对工人阶级苦难的真诚同情。同时，恩格斯还强调自己“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家”，认为精神的自律并非脱离现实生活的苦行主义，而是主体基于历史使命认同所形成的价值自觉与实践自觉。

　　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关注道德问题，但他们从来不把道德视为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抽象教条。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，他们明确指出：“人们的想象、思维、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。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、法律、道德、宗教、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。”在他们看来，道德根源于现实社会中的物质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关系。恩格斯强调：“我们断定，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。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，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。”正因如此，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反对超历史、超阶级的道德观。这种道德的基础，正是建立在认识历史规律、自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之上的精神自律。

　　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否定道德的意义，相反，他们致力于探寻一种更高社会形态的道德可能性，即建立在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道德观。恩格斯在《反杜林论》中指出，“每一个阶级，甚至每一个行业，都各有各的道德”；同时又强调，随着阶级对立的消失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，那种“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”。这种“真正人的道德”之所以可能，正是人们基于对自身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理解，自愿地遵守共同的行为准则。正如恩格斯指出：“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，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——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，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。”

　　崇德修身是为人处世、立身做事的根本准则，也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。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重视品德修养，强调在砺己修身中展现自我道德先进性。毛泽东强调：“一个人能力有大小，但只要有这点精神，就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”邓小平也指出：“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、服从大局、艰苦奋斗、廉洁奉公的精神，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。”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栉风沐雨创造辉煌，其成功奥秘离不开共产党人自身的高尚道德情操。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道德之于个人、之于社会，都具有基础性意义，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。”这一重要论述，深刻阐明了道德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，要求我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，都要把崇德修身摆在首位，不断提高思想认识、陶冶道德情操、锤炼意志品格、提升境界觉悟。党员干部唯有把崇德修身作为终身课题，坚持常修常炼、常悟常进，持之以恒、久久为功，真正把道德品行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，方能涵养高尚操守、匡正价值追求，升华思想境界、永葆政治本色，从而收获更有高度、更有境界、更有品位的人生，创造无愧于党、无愧于人民、无愧于时代的业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