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龙江省有一座城市，以东北抗联创始人之一赵尚志的名字命名，这就是尚志市。这片红色热土，承载着坚如磐石的民族精神，激荡着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。革命志士“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”，涌动的红色基因，优秀的革命文化，在白山黑水间树立起一座座不朽的丰碑。

　　“中国人都挺直腰杆，鬼子就永远跪着！”

　　沿着尚志大街，跨过尚志大桥，一座雄伟的铜像映入眼帘：赵尚志将军身骑战马，戎装飞扬。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——尚志市。

　　踏上这块热土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。尚志公园、尚志中学、尚志镇、尚志村……将英雄精神融入城市建设，让红色基因永久传承。

　　赵尚志，1908年出生于热河省朝阳县（今辽宁省朝阳市），是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。印象中，东北大汉应该都是身材魁梧，但看到赵尚志与巴彦抗日游击队队员的一张合影，才发现这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，个子不高，娃娃脸，很难和日军口中“小小的满洲国，大大的赵尚志”联系在一起。

　　“争自由，誓抗战。效马援，裹尸还。看拼斗疆场，军威赫显……”这是赵尚志《黑水白山·调寄满江红》的句子，字里行间彰显英雄本色。在赵尚志的领导下，抗联战士一次次粉碎日伪的阴谋。为了捉拿赵尚志，日军做出“一钱骨头一钱金，一两肉得一两银”的悬赏。“北满治安的最大祸患”是日伪军对赵尚志产生的强烈畏惧。

　　“中国人都挺直腰杆，鬼子就永远跪着！”赵尚志不止一次对身边的战士说：“我生是共产党的人，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。”赵尚志满脑子打仗智慧，他善于利用东北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形环境与敌人展开斗争，冰面上、雪地里、森林里都成为痛击日寇的战场。

　　“冰趟子”伏击战，更是让日寇体验了赵尚志的厉害。1937年寒冬，冰趟子岭气温降至零下四十多摄氏度，日军集结重兵到此进行大讨伐。“冰趟子”两边是山峰，中间是一道冰川。赵尚志接到情报后，在这里预先设下埋伏。为了不让设伏的战士冻伤手脚，他还让部队在山上的屋里准备了木柴，大家可以轮流到屋里生火取暖。钻进“冰趟子”的敌人可就遭了殃。冰面溜滑，大头鞋走不了，枪栓也被冻住了，一仗下来，死伤数百人。这场以少胜多的伏击战极大提振了抗联部队的士气。

　　赵尚志是日寇心中最大的“祸患”，但在乡亲们眼里“我们的赵司令，领导的部队‘专打鬼子不扰民’”。赵尚志在老乡家借宿都是睡在地上，他还和老乡一起畅想未来：“将来把日本侵略者赶走后，咱们建设国家，过上电灯电话、楼上楼下这样的生活。但是我不一定能赶上这时候了。”为了不连累家人，赵尚志终身未婚。他知道抗日之路充满艰险，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

　　1942年2月12日，寒风怒吼，雪花纷飞，赵尚志带领小分队在萝北开展抗日活动。部下刘德山借口上厕所，绕到背后向赵尚志开了一枪。受伤倒地的赵尚志瞬间意识到刘德山叛变了，他强忍疼痛，朝刘德山连开两枪，其当场毙命。身受重伤的赵尚志不幸被捕。

　　面对酷刑，赵尚志坚强不屈，对审讯的警察破口大骂：“你们不也是中国人吗？现在你们出卖了祖国，成了卖国贼，该杀！”自始至终，他没喊一声痛。因伤势过重，赵尚志在被俘8小时后壮烈牺牲。

　　烽火远去，精神永存。尚志人民没有忘记他们的“赵司令”。上世纪80年代，听说要修赵尚志纪念馆，当地百姓踊跃捐款。每年清明，赵尚志纪念碑前挤满了前来缅怀的群众，他们用最真挚的情感守护着英灵。

　　“我的目的，我的主义，我的信念，就是反满抗日。”

　　雨后的春秋岭，潮湿闷热，蚊虫肆虐。这里距离尚志市区20多公里，是巾帼英雄赵一曼被捕地。当年，烈士赵一曼是怎样坚持抗敌，又是怎样落入魔掌的？

　　“极度缺粮、极端严寒、极度缺药，是抗联官兵面临的最大困难。夏天蚊虫叮咬，阴雨潮湿。冬天更艰难，夜里气温经常降至零下四十多摄氏度，很多枪都拉不开枪栓，有的战士在睡梦中就离开了人世。”同行的市委党校同志介绍。

　　一个狭小的窝棚，三尊石刻雕像，真实还原了赵一曼被捕场景。身负重伤的赵一曼侧坐在石头上，一旁是警卫战士杨桂兰，还有正在熬粥的村民老张头。

　　1935年11月，赵一曼在春秋岭战役中不幸受伤。她躲进雪坑，待敌人撤退后才艰难地爬出，碰到了小战士杨桂兰和铁北区委宣传部长周伯学、交通员刘福生。几人在夜色掩护下来到春秋屯老张头家。

　　老张头把赵一曼几人安顿在山上的一处窝棚里。由于敌人封锁严密，连续搜山，赵一曼几日都没有东西吃，受伤的身体更加虚弱。老张头给他们熬粥充饥，尽管十分注意，但烟火还是被汉奸发现了，很快招来大批鬼子和伪警察。战斗中，赵一曼再次受伤，昏迷被俘。

　　敌人将赵一曼押送到珠河县（今尚志市）公署，关在一间阴冷、潮湿的牢房里。敌人对赵一曼严刑拷打，却始终一无所获。为得到更有价值的情报，敌人又将她转送到哈尔滨关押，进行了更加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。

　　从赵一曼纪念园返回市区途中，我凝视窗外，内心涌动着一种痛。初秋的东北，黄豆结痂，玉米抽穗，一派丰收景象。那一刻，我想起赵一曼的诗：“未惜头颅新故国，甘将热血沃中华。白山黑水除敌寇，笑看旌旗红似花。”生为女儿身，敢为惊天事。崇高的民族气节、豪迈的英雄气概，岂能不让后人铭记。

　　一路上，我的脑海里不时闪现出一张照片——赵一曼与儿子宁儿的合影。当时，宁儿仅1岁多，留下这张合影后她便奔赴抗日战场。母子分离，再未相见。

　　被俘期间，日军施以酷刑企图逼赵一曼投降招供。烙铁烫、灌汽油、施电刑各种手段轮番上阵，赵一曼始终咬紧牙关，目光中透出令敌人胆寒的坚毅。直到牺牲，赵一曼也没吐露半个字，她的沉默和坚韧连参加审讯的日军都为之震撼。赵一曼遍体鳞伤而不屈，留下了“我的目的，我的主义，我的信念，就是反满抗日”的永生绝唱。

　　日寇见套不出任何信息，决定将赵一曼处决。身陷囹圄的赵一曼，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自己的战友，想念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和她的宁儿。她感觉愧对儿子，于是就有了那封绝笔遗书：“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，实在是遗憾的事情。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，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。”“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，就用实行来教育你。在你长大成人之后，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！”句句泣血，读之动容。

　　从当地市委党校同志口中，我还得知了一个细节：敌人在对赵一曼惨无人道的折磨中，唯独没有伤她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，目的是让她写供词。其他手指全部拔掉了指甲。赵一曼忍着剧痛，给宁儿留下了最后的嘱托，牺牲时年仅31岁。

　　“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，他们完全不谋私利，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。”

　　《暴风骤雨》是作家周立波创作的长篇小说，首次出版于1948年。小说通过倔强的赵玉林、诙谐的老孙头、善良的赵大嫂等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，再现了东北土地改革运动。小说中元茂屯的原型就是尚志市的元宝村。

　　元宝村，这个曾经的贫困村如今已旧貌换新颜。远处，群山连绵；近处，稻田涟漪。门楼上“元宝村”三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村委会前的池塘里荷花绽放，一幢幢二层小楼朴素整洁。我被眼前的田园风光吸引，迫不及待跳下车。

　　走进元宝村的暴风骤雨纪念馆，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。抗战胜利后，党中央为适应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，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，实现“耕者有其田”，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《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》，要求放手发动群众，消灭封建剥削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。这一年，元宝村的农民们在这里打下了东北土地改革的第一根桩子。

　　1946年9月，周立波到元宝镇工作，参与了当地的土地改革。小说里的斗争故事，都源于真实事件。特别是“赵光腚”赵玉林这一角色，让我印象深刻。全家没一件完整衣衫，“冬天除了抱柴、挑水、做饭外，一家三口都不下炕”。

　　听说来了共产党的工作队，还要给农民分土地，有的村民不相信，但更多人担心斗不过地主。工作队用实际行动为农民树立了信心，他们组织农民开展清算分地运动，大土豪劣绅、土匪头子的土地全部被没收，财产分给农民。当时正值寒冬，周立波和工作队员冒着大雪到农民家走访、谈心，摆事实、讲道理。

　　共产党就是不一样，是真心为咱老百姓着想。赵玉林成为村里第一个觉醒的人，他主动找工作队说了村里的情况，并坚决支持土改。赵玉林当时的勇气令人佩服，据说，他跟工作队说完实情当晚，家里窗户就被人砸了。

　　正如毛泽东所说的：“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，他们完全不谋私利，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。”苦难的经历让赵玉林更加坚信，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翻身。小说中，赵玉林在与土匪的斗争中牺牲。牺牲前，他说：“死就死了，干革命还能怕死吗？”这一片段背后，体现了村民从畏惧、观望到觉醒、斗争的转变。

　　经过暴风骤雨的洗礼，元茂屯的天晴了。土改中的惊心动魄和艰难曲折，让周立波深有触动，后来他把这段历史写成了小说。

　　如今，走在村里宽阔的水泥路上，我想起了小说中老孙头赶着马车几步一陷的情景。赶了一辈子车，老孙头却没有挣下自己的车马。如今，这个被誉为“中国土改第一村”的小山村早已变成了“亿元村”。近年来，当地充分利用资源优势，发展铅笔、筷子产业，走上了一条“精农业、稳工业、兴旅游”的乡村振兴之路。

　　当年，党带领村民斗地主打豪绅，争得土地和饭碗；如今，党带领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日子更幸福。村里的老书记张宝金深有感触地说：“为什么元宝村越来越好？因为百姓对党有感情，相信党。只要是党的号召，大伙儿都积极响应。”

　　清风正气让广袤的黑土地更加丰饶。聆听红色故事，仿佛触摸一段滚烫的历史。革命先烈对党忠诚、服务人民、英勇无畏、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和光荣事迹，是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丰沛资源。近年来，当地纪委监委深入挖掘、整理和传承红色资源中蕴含的革命精神，积极开展革命传统和廉政教育，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，在历史的印记中汲取前进的力量。

　　（本文在采写中得到了黑龙江省尚志市纪委监委的支持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