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桂林山水甲天下，玉碧罗青意可参。”桂林的美，一半在山，一半在水，美在山水辉映，刚柔相济；美在人景交融，秀外慧中。这山山水水间有着浓浓的人文情怀和深邃独特的文化底蕴。桂林以山水为范、以人文为源，锤炼出清水出芙蓉的悠悠廉韵，在鉴往知来中行稳致远。

　　桂海碑林，刻在石上的高洁绵延流淌

　　众人皆知桂林山水甲天下，殊不知桂林石刻也堪称甲天下，“诸山无一处无摩崖”“看山如观画，游山如读史”。两千五百余件摩崖石刻、造像、散碑，分布在桂林市中心及周围的独秀峰、叠彩山、伏波山等30余处名山洞府。

　　桂海碑林是桂林石刻文化的典型代表。从桂林市小东江畔七星公园月牙山下拾级走向临江的瑶光峰南麓，便可达龙隐洞、龙隐岩。这就是桂海碑林所在地，“桂海”取自范成大的《桂海虞衡志》中的“桂海”二字，实指桂林。

　　龙隐岩内有一块宋代摩崖石刻《龙图梅公瘴说》，这是一篇著名的反腐檄文。北宋龙图阁学士梅挚，宋景祐初年任昭州（今广西平乐）知州。梅挚到了昭州后，看到许多到岭南做官的人，都害怕“瘴岚”而深居惜命，不关心百姓的疾苦，甚至沉溺于声色犬马。他憎恨贪赃枉法、横征暴敛、腐化堕落，写下了寓意深刻的文章《五瘴说》。他以岭南瘴气为喻来抨击当时贪官污吏的丑恶行为，直斥宦者租赋之瘴、刑狱之瘴、饮食之瘴、货财之瘴、帏薄之瘴，以自然之恶疾瘴气形容官场五种邪气，对官场中的腐败风气表示了极大的愤慨。

　　挨着《龙图梅公瘴说》石刻的，是另一件宋代石刻《世节堂》，它的题写者是三次出使金国的官员方信孺。嘉定六年，方信孺出任广西提点刑狱兼转运判官。他的父亲方崧卿也曾在桂林为官，并且留下诸多善举，颇得民心。嘉定八年，方信孺为了提醒自己像父亲一样常怀为民情怀，题写下“世节堂”三个字。

　　风雨侵蚀，岁月变迁。桂海碑林这本“藏在山水间的编年史书”，展现了古人对桂林山水之美的独特领悟，成为一种“桂林无瘴气，柏署有清风”的文化自觉，将勤政爱民、清白坚韧和廉洁奉公的精神，深深植根于桂林的文脉之中。

　　人才辈出，离不开家风的潜移默化

　　在桂林市临桂区四塘镇北面的狮峰山腹地，坐落着钟灵毓秀的横山村。这里的陈氏宗祠有百年历史，记载着清代名儒陈宏谋、“三元及第”陈继昌等先贤故事，家族绵延、五代连科，成为当地一段佳话。

　　清雍正元年，陈宏谋中进士，入朝为官，历任兵部、吏部、工部尚书以及协办大学士、东阁大学士等职。为官四十八载，官历二十一职，始终清正廉洁，兴利除弊，堪称康乾盛世的一代名臣。

　　陈宏谋极重视读书，视教育为“政事之本”“人材之本”，其《五种遗规》为清代社会教育和蒙童教育的教材以及清末中学堂修身科教材。《清史稿》称陈宏谋“学尤醇”，其在家书中亦屡提读书之重要。陈宏谋说：“到家以后，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。纵有往来酬应，稍可抽身即亲书籍。丢荒半日，必要补足，才可谓之好学。”告诫晚辈要好学，在照顾老人的同时，也要“执卷而侍”，不能够“拱手空坐”。他还说：“自总角受学以来，未曾一日无师，未曾一日不读书，更未曾有无书可读之苦。”他希望长孙兰森能够靠读书出人头地，即使不中，亦希望其日后做一个“可止可仕，有体有用”之人，“以学为基，切勿以世俗读书取科名之说，汩乱其良知”，即所谓“为己之学”，流露出长辈对晚辈的深情厚爱。

　　在陈宏谋的影响下，陈氏家族可谓人才辈出。从陈宏谋中举人、进士及第始，陈氏家族文星涌动，盛极一时，至光绪二十七年，有科甲状元1名、翰林2名、会元1名、进士4名、解元2名、举人26名、贡生9名，其中陈继昌更是“三元及第”，是清代广西影响力最大的科举家族。

　　横山村，这个中国传统村落，犹如一首韵味悠长的老歌，延续着“天理人心”的嘉言懿行，展示着“芳同桂岭长”的书香文脉、家风传承。

　　万祥醩坊，成为抗日烽火的“灯塔”

　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（以下简称“八办”）旧址，位于市区中山北路，是一幢白色的具有桂北民居建筑风格的两层砖木楼房，气质笃厚，安静。左侧门额上题有“万祥醩坊”四个字，这里曾经是卖酒铺子；一块白底竖匾上书写着“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”，这是它现今的“身份”。

　　这里见证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，见证了桂林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，也留下了周恩来、叶剑英、李克农等革命家抗日救国的身影。

　　“1938年11月，桂北路138号（今中山北路14号）一家名为‘万祥醩坊’的酒坊歇业了，然后挂出了‘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’的牌子，一些穿灰布军装、打绑腿、戴八路袖章的中青年人进驻这里，一张张朴实而诚恳的脸孔，一个个昂首挺胸、充满自信的身影，给乱象纷呈的桂林城带来一种全新的气息。”这是《漓水烽烟——纪念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五十周年革命回忆录专辑》中描述当年“八办”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情景。

　　这里对外是八路军在广西的公开办事机构，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派出机关，同时还兼有新四军驻桂通信处的任务，起着新四军、南方各省及海外秘密党组织与延安党中央联系的重要中继站作用。

　　1938年至1939年间，周恩来三次到桂林，向办事处人员传达党中央的方针政策，并亲自指导和部署“八办”的工作，具体策划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开展。1938年10月，广州、武汉相继失守，正于广州发行的《救亡日报》被迫停刊。11月，当时《救亡日报》的总编辑夏衍坐火车前往长沙寻找党组织，向周恩来和郭沫若请示复刊事宜。到长沙后，周恩来对夏衍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你去桂林和李克农商量，自筹经费，尽快恢复《救亡日报》。”

　　在周恩来、叶剑英、李克农等人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下，各种抗日报刊得以在桂林发行出售，因此，报纸由原来的《广西日报》一家增至二十一家，重庆出版的《新华日报》《群众》，延安出版的《解放》《文艺战绩》等革命报刊，也在桂林翻印、发行。当时除解放区延安以外，大批爱国进步人士来到桂林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，桂林成为当时蜚声中外的“抗战文化城”。“八办”在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中起到领导和引导作用，被称为“桂林抗日烽火的‘灯塔’”。

　　在上海、广州沦陷以后，海外通往国内的运输线只有从海防入口、经镇南关进入广西这条通道。桂林是当时的西南交通枢纽，海外华侨捐赠给我党的物资，以及我党在香港筹集的军需物资主要就是通过“八办”转运到我党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以及抗日游击队等前线。这里成为西南抗日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，为后来桂林地区抗日进步势力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。

　　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，灌阳县的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纪念园，记录了湘江战役那段峥嵘岁月……如今，战火硝烟早已散尽，但那激荡人心的强大精神力量仍跨越时空深植时代，在中华民族的奋进史中生生不息，激励今天的我们信念坚定、勇毅前行。

　　江流奔涌，不断书写新的美丽传奇

　　漓江的意义和内涵早已超越了一条河流本身，她是桂林山水的魂与神，是一座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。桂林市借鉴“水可载舟、亦可覆舟”“清廉如水、德在心清”的历史名训，将漓江流域的二十余个廉洁文化阵地有机串联，通过挖掘廉洁文化元素，依托全市多处革命遗址（遗存）、廉洁文化示范点等资源，形成了集廉政教育、家风教育、文化传播为一体的廉洁文化矩阵，在展示漓江流域风貌之余，积极勾勒出新时代漓水的清廉之韵。

　　河水静静流淌，泛着粼粼波纹，宛如一首悠扬的乐曲。现在的漓江两岸，传统与现代握手，历史与现实交融，让我们感受到桂林深厚的文化底蕴。这不正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“活”在当下、绽放光彩的最好诠释吗？

　　桂剧是中国十大戏曲剧种之一，形成于明末清初，已有三百多年历史，是桂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它以独特的艺术形式，包容和展示了桂林人特有的人文精神和审美品格，是桂林社会变迁、文化历史发展的见证。今天的桂剧，在传承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创新发展，在岁月长河里不断绽放光芒。

　　近年来，桂林市在实现非遗活态传承的同时，以“非遗传清廉”为主题，在非遗技艺蕴含的廉洁元素上下功夫，推进桂剧、彩调、渔鼓等非遗文化与清廉文化相融合，创作了《一品油茶七品官》《包青天》《血溅乌纱》等经典剧目，推动廉洁文化建设既“有形有量”又“有效有质”。同时，创新形式、丰富载体，开发非遗文化，赋予其更深厚的“廉”文化内涵，丰富优秀廉洁文化的产品供给，让廉洁文化可观、可听、可感、可触。比如《非遗里的清廉——恭城油茶》，剪纸艺术“剪影蕴清正 指尖颂廉洁”，桂林摩崖石刻《龙图梅公瘴说》视频等艺术作品。

　　江水无声，历史有痕。奔涌千年的漓江水，正在新时代书写新的美丽传奇。

　　悠悠漓江水，映照过多少川流不息的繁荣盛景，承载过多少南来北往的物阜民丰，传播过多少勤政爱民的价值追求……这一切，让立身敦行的桂林人，自信豪迈地走在新时代的春风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