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遍及中国各地的书院里，花洲书院大概算不得思想史上的重镇。这里不像岳麓书院，一场张栻、朱熹之间的辩论，让岳麓书院成为儒家道统世代流传的正脉。这里也不像白鹿洞书院，朱熹的义理之学，从悄然初兴到蔚然大成的全过程，都和这座书院有着深度绑定。这里也不像嵩阳书院，作为宋代理学的源头，程颢程颐兄弟在这里安享着一代代理学修习者的膜拜。

　　但是，与中国古代林林总总淹没于历史深处的无数书院相比，花洲书院又是极其特殊的。这里是范仲淹写下《岳阳楼记》的地方。毫无疑问，《岳阳楼记》是中国古代散文名篇中的“顶流”篇目。那么，为什么范仲淹能在从未抵及岳阳楼的情况下，就写出这篇千古名文？要解答这个问题，就必须来到花洲书院了。

　　花洲书院位于河南省邓州市城区中心地带，如今这里已经由当初的三进院落，在历经多次重建、扩建后，成为一片颇具规模的历史人文景区，不但外地游客往来如织，本地居民也乐于在百花洲公园里休憩游玩。游客们走进花洲书院，自然都争相寻找写下《岳阳楼记》的地方。进了院门，走过状元桥，穿过讲堂，春风堂很快就到了。这里并不宽敞，看上去只是几间很普通的房子。就是在这里，范仲淹接待了好友滕子京的特使，接受了为重修岳阳楼撰写题记的邀请。

　　记得小时候读《岳阳楼记》时，看到那些如“政通人和”“百废俱兴”“心旷神怡”“浩浩荡荡”“气象万千”等至今常用的成语，都是出自这里，隐约就感觉到这篇文章的不一般。那时，很为里面“春和景明”“浮光跃金”等文字不平，感慨这么美的文字，竟然没能成为成语流传下去，难道是因为从这篇文章诞生的成语已经太多了？后来，当听到语文老师说作者范仲淹在写作此文时，并未到过岳阳楼，更是大吃一惊。

　　那时，我还不知道这篇文章最精华的部分其实在后面，只是反复在本子上抄写那些美丽的词组。后来，古文渐渐读得多了，才慢慢感受到这篇文章的确不同凡响。这时，原本极为偏爱的《小石潭记》《醉翁亭记》等篇目，开始觉得他们固然文字精美，意境幽深，但和《岳阳楼记》相比，终究少了那份虽偏居一隅而胸怀天下的气度。唯有《捕蛇者说》的民本情怀，才能与之比肩。

　　花洲书院里，自然少不了关于范仲淹生平的介绍。哪怕对范仲淹的平生作为早就不陌生，但在这里随着导游的讲解再一一回顾，他的功业在文物史料的佐证下，感觉不再是史书里的条缕杂陈，骤然多了许多画面感。范仲淹去世后，谥号为“文正”，这是自宋以来，古代帝王对亡故臣子的最高褒奖。对此，南宋学者费衮的笔记《梁溪漫志》里，有一则《文正谥》曾专门提及：“谥之美者，极于文正，司马温公（即司马光）尝言之而身得之。国朝以来，得此谥者惟公与王沂公（即任过宰相的王曾）、范希文（即范仲淹）而已。”

　　由此可见，范仲淹去世后可谓备极哀荣，但实际上，范仲淹在生前曾经多次遭到贬谪。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，屡遭贬斥为何还会有这样至高的谥号？

　　其实，秘密就在《岳阳楼记》中流传最广的那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中。这句话，算得上中国古代臣僚“人臣”观最生动最传神的文学化表述。儒家观念里的天下，多指世间的黎民苍生，正如《礼记》所记载的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，说的是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，为政者的作用在于选用品德上佳、能力不凡的人，使得人们遵约守信，社会和睦。而在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这句话中，朝廷希望臣子能忧心国事，百姓希望为官者能勤政爱民，二者的含义因为文学语言的“朦胧”性，得到了高度的统一，都在这句话体现了出来。

　　《岳阳楼记》中有一句“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，忽然之间提到朝廷，看起来似乎有些突兀。实际上，这句话是嵌在文章最深处的脉络之中的，和前面的“滕子京谪守巴陵郡，越明年，政通人和”有着深刻的呼应。这位范仲淹的同榜好友，不正是在贬谪期间还取得了不俗政绩吗？范仲淹接到滕子京的书信，很快就写出了《岳阳楼记》，固然是出于朋友情分，但是，滕子京在遭到贬谪后仍然有所作为，这恰好契合了范仲淹本人的观念，这是让范仲淹欣然命笔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范仲淹一生，屡遭贬斥，但都距离京都汴梁不远，始终没到过真正的莽荒僻远之地。两宋时期，对儒家思想进行深度阐释的学说交相迸发，名臣大儒层出不穷，范仲淹就是这个群体的代表，他的一言一行，他所有的施政作为，他的诗文，都是这种思考的结晶。《岳阳楼记》也好，因一句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而流传千古的《灵乌赋》也好，都是如此。尽管任何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都会把范仲淹视为文学家，但实际上，他留下来的文章并不多，不过是十多篇，其中还以奏折公文为主，他最有名的这两篇文章，都是被动而为。《岳阳楼记》是应滕子京之约，写作《灵乌赋》，则是为了应和梅尧臣的同题文章。

　　范仲淹在邓州只生活了三年，但其中的每一天，他都在践行着自己的政绩观、人生观，邓州也好，京城也好，他建功立业、施展抱负的每一个地方，都是他肉身和灵魂的栖息地。他固然恪守着封建时代臣子士人的本分，建章施政，传承道统，但百姓的温饱生计，在范仲淹心里也一直有着重要位置。来邓州的十三年前，他还是一个七品的右司谏时，就敢在出京赈济饱受蝗灾之苦的灾民后，把灾民吃的野草带了一大把回京，希望朝廷上下也尝尝野草的滋味，让大家知道黎民疾苦，以戒除奢靡之风。

　　今天，游客参观完花洲书院，往往也会来到隔壁那座同样由范仲淹所建的百花洲，在这里欣赏湖水，凭亭眺望。百花洲是范仲淹模仿故乡苏州的园林而建的，供书院学子和邓州百姓游览休憩。时值仲春，这里的水边亭畔正是花木葱茏，群蝶翩飞。几位老人在亭下对弈，时而捻须微笑，时而皱眉沉思，年轻人在花间岸边玩着自拍，儿童则在假山山洞里穿梭奔跑，正是值得入诗入画的盛世好年景。

　　此时，花洲书院里虽然早就没有学子攻读，但近千年间积淀的书香文韵，却溢出了丈高的围墙，在整个邓州流传着。百花洲和花洲书院，一动一静，一俗一雅，正是对《岳阳楼记》最好的注脚。